作者： ag九游会登录j9入口 来源： 日期：2024-05-02 12:56
人物简介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获得者，１９９１年起享受政府津贴。
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
人物简介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获得者，１９９１年起享受政府津贴。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等。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２００６年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为什么中央在宏观政策取向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双稳健”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将要产生的重大影响又是什么？
２月２６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应邀来洛参加２００５年度洛阳经济人物暨最具活力企业颁奖典礼，并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刘伟教授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２７年来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分析了存在的不足，并以大量事实向大家讲明了中央采取“双稳健”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中国用２７年从穷国跨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比用时最短的发达国家快１３年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次？
刘伟教授说，根据一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２００５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即经济总量为１８．２３万亿元人民币，折合２．２万亿美元多一点，在世界排第四位，在英国、法国、 意大利之前。但中国有１３亿人口，２．２万亿美元用１３亿来除，人均ＧＤＰ为１６００美元，在世界上大体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其实，经济结构性指标也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国际上通常采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就业比重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
目前全球最穷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比重为７２％，发展中国家为５０％左右，新型工业国家为１０％，美国等发达国家为１％。去年底，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就业的比重为４５％左右，大体相当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线。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刘伟教授说，因为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ＧＤＰ只有１００美元多一点，农业劳动力占整个社会就业比重为７８％，明显高于最穷国家的平均线，属低收入的穷国。经过２７年的努力，我们从低收入的穷国跨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这一进程比发达国家中完成这一转变用时最短的日本还快１３年。
过去２７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为９．５％，在当代世界是唯一的
在谈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突出的特点时，刘伟教授说，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呈现持续高速增长。过去２７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９．５％，当代社会也只有中国。根据世界经济增长现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如果能达到６．３％、发达国家达到４％，就算是高速增长和高度繁荣了。但中国经济在２０３０年以前，年平均增速至少不会低于７．２％。
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至少５０年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这个阶段所有的问题都是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所有问题也只能在增长中、在发展中解决，万不可采用急刹车的办法来解决。
当前经济增长第二大特点是经济结构变化极其剧烈。传统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２０多年间，已经有２亿多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工业制造业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加工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工业逐渐成为工业的主体；第三产业迅速崛起。
社会矛盾、利益冲突较为严重，是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第三个特点。
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的剧烈变化，并且这些变化是在短期内发生的，社会对各种利益关系根本来不及调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是宏观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
刘伟教授说，靠投资拉动，几乎成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每一轮快速增长的唯一引擎。当前，我国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呈现过快增长。
２００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２６．７％，２００４年为２５．８％，２００５年为２４％，三年间平均超过了２５％。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的正常区间应为４．５％至２２．５％。
如果超过２２．５％的上限，就会造成重要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供应紧张问题，经济容易出现大起大落。
连续三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近两年经济运行中已经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
如，２００３年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４．４亿千瓦，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应该说电力供给没有问题。但由于各地争上项目，造成电荒，许多城市拉闸限电。过旺的用电需求刺激各发电厂满负荷运转且不断扩容增容，造成煤炭供不应求，煤矿安全事故频发；过旺的煤炭需求又导致运力紧张；运力扩张则导致了石油的紧张。
煤电油运的紧张直接导致了上游产品成本的增加，如钢材价格一涨再涨。
上游产品成本增加也必然导致下游产品成本上翘。但目前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们对预期消费方向不明等原因，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总水平低下，造成许多工厂产品库存增大，企业应收未收款增多，支出能力下降，贷款无力偿还。其结果，必然造成大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下岗人员增加。
所以，２００４年初，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一再强调对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坚决压缩，并通过紧缩银根和地根的办法，控制各地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双稳健”政策破解宏观经济难题
刘伟教授说，从“十五”经济运行的特征来看，“十一五”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仍将是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总供给持续大于总需求。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过强，同时技术和资金供给充足，使总供给极易持续过快增长，而最终需求增长相对偏慢且面临较多的中长期因素的约束，如就业不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等。
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期正好是“十五”中期以来高投资形成的产能最集中释放时期，如果任由目前的投资或“十一五”初期的投资继续过快增长，未来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十分突出，那么，“十一五”中期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现象。
因此，从机制和体制上适度控制投资增长，同时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十一五”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基点。也是基于以上分析和考虑，对２００６年的经济工作，中央提出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理解呢？因为自１９９８年中央采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以来，一直实行的是扩张性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理解为保持扩张的财政政策不变；为抑制近些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中央采取了控制货币投放量等紧缩银根的办法一直在坚持使用，所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理解为继续适度紧缩银根，保持经济的低通胀。
减税应该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比如，国家将增值税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不平等的所得税率逐渐拉平等措施，总的来说都是减税的举动。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表现在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向上，其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铁路项目、重大环保项目、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这些投资有的是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有的则是对某些瓶颈行业扩大投资以使一些行业比较大的产能能有效释放，刺激消费需求。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举两得：既提高了将来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吸收现在过剩的产能。
总之，“双稳”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
本报记者 石文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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